好多年前，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，爸总会买一桶红星二锅头。那种10斤装的大桶，拎着上客车下客车，到了一个小城镇还要倒一次车，但父亲总是不厌其烦，因为那酒是带给大伯的。
小时候，不晓得大伯比父亲大几岁。看上去要大很多，他们的面貌倒是有几分相似，气质却有天壤之别：父亲是武装部的干部，衣着得体，气宇轩昂；而大伯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冬天永远是那身灰扑扑的旧棉祆，面容也是黝黑的，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的皱纹。但是多年以后，我才醒悟其实那时父亲和大伯都还年轻，也不过三十多岁，大伯其实只是比父亲大了两岁多，是农村劳苦的生活，让他早早就苍老了。
他吃饭的时候会喝点儿酒，很陶醉于爸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，说这样的味道才像酒。那种高度酒，平常父亲是不喝的，但每次和大伯一起，他会喝上两杯，至微醉。
在我印象里，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少少的对话，关于村里的人和事。大伯话少，说话又慢，常常是父亲问起来，他答两句。若父亲不开口，两人便沉默，沉默地对饮着。
有时我会疑惑大伯和父亲的感情，明明是亲兄弟嘛，交往却那么少，也不觉得有多亲。在我记忆中很多年，大伯却从不曾去过我们家。也不过是200公里的路程。我曾经问过父亲，父亲想了想说，大伯不爱出门，去得最远的地方，就是老家的县城了。
我不是太能理解这种生存空间的窄小，但之后也没有再问过，只是再回老家，我已经晓得替父亲去给大伯买二锅头，一定要大桶装的。
大学毕业工作后。大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不能再喝酒了。那以后，回老家的包裹中，再也没有了二锅头，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物。父亲每次都是自己拿了医保卡去大药房把药买齐，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，字写得很大，回去后，会叮嘱堂哥好多次，按时给大伯服药。
他们都老了。在一起，话依然是少少的，少少的话语中，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复的叮嘱，好好吃饭、按时吃药、有事打电话。但大伯，从来没有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。母亲常感慨，大伯是天底下最省事的农村亲戚了。有一年回老家时，父亲跟大伯发了脾气，因为我唯一的堂姐出嫁，大伯竟然没有给父亲说。
父亲生了气。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，他说：你们回来也是花钱，在外面赚钱哪有那么容易？刮风下雨的都得去上班，还得看人脸色。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，房子又贵。不比我们，自己地里都有，连油都是自己打的，天不好就在家睡觉，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，比你们活得容易。
我愕然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说那么多的话，忽然觉得那么多年对大伯和他们那种生活的同情有些苍白。连父亲都不知该说什么，嗫嚅片刻嘀咕一句，不管怎么都该说一声的。
没想到是生活中一直养尊处优的父亲，身体先出了大问题。常规体检中查出了食道癌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。父亲手术后回到家，才告诉了大伯。于是，大伯第一次去了我们家，带着全家人，租了一辆面包车。车里塞满了成袋的大米、白面及花生油、土鸡蛋，甚至堂哥自家大棚里的黄瓜茄子。
因手术后进食困难，父亲瘦得厉害，堂哥进门后，看到父亲，背过身去便落了泪。唯有大伯很平静，拿了凳子在父亲对面坐下，问父亲：吃不下东西？
我跟大伯解释这种手术的弊端，会在很长时间里影响进食。大伯没有听完，便摇头打断我，对父亲说：别听医生说的那些，只管吃，只要能吃饭，什么病都不怕。你就只管吃饭，不吃药也没事。
疾病的折磨让父亲极其憔悴，但大伯的初次登门，还是让他很激动，用力点头。
但是一年后，癌细胞转移到淋巴，父亲再次入院，且情况非常糟糕。大伯急匆匆赶去医院的那天上午，父亲已经进入昏迷状态，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，无法探视。
大伯在封闭的监护室的门外愣愣站了许久，不管我们如何劝导，他不离开，也不说话，直到夜晚，才被堂哥硬拉走了。
两天后，父亲去世。按照父亲的遗愿，我把他带回了老家。
守灵的那晚，大伯拿了一把凳子坐在父亲棺木旁，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。隔一会儿站起身来握一握父亲的手，看父亲手中的小元宝是否握得牢固；又整理一下父亲的衣服，看每一粒扣子是否扣好一遍遍检查过，才会坐上一小会儿。隔上几分钟，又会站起身来。
长明灯幽幽地亮着，浅浅的灯火里，大伯的神情是平静的，看不出任何痛苦，也没有一滴眼泪。只是这个80岁的老人，面容越发显得苍老和憔悴。
父亲一周年祭日的时候，回老家给父亲上坟，大伯用手拔着几棵春天里长起的荒草。坟土拢得很齐整。大伯的两只羊，就在不远的草坡上悠闲地吃草。大伯慢慢摆上祭品，大伯什么食物都没有碰，只是倒了两杯酒。
弯下苍老的身躯慢慢倾洒在碑前。我的鼻子一酸。大伯忽然直起身来问我，那时候，你干吗非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，不让见最后一面？
我一愣，半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重症监护室。过了那么久，他还记着。那到底是什么破地方？他唤了一声我的小名，他说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，把他送到那里去？
我当时当时只想做最后的努力，能留住父亲的生命，哪里想得了那么多。可是，我要如何对他说？他是如此计较，始终耿耿于怀。
大伯我，他摆摆手，不再看我，自语道：都不在他身边，他一个人多害怕呀。然后我看到有混浊的眼泪，在他眼中缓缓流出，沿着他面容间遍布的皱纹纵横。
在父亲离开半年后，他哭了。而他的眼泪并不是因为父亲的离开，到了他这个年纪，用他的话说，生死的事，早就看开了。让他疼痛的，只是最后一刻，他不能陪在父亲的身边。
为此，他怨我，不能释怀。我的心再一次疼起来，想起父亲手术后在病房，说起的那件久远往事。
当年，父亲和大伯一起报名应征入伍，大伯的条件更好一些，被接兵的首长一眼看中，两个人都可以走。奶奶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仅有的两个儿子同时离开，痛哭不已。后来大伯对父亲说：你走。说完大伯就没了踪影，一直到父亲走的时候，才不知从哪里跑回来，又对父亲说：走吧，家里有我。前前后后八个字，定了结局。
就这样，父亲走了，大伯留下来，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天差地别。大伯从不曾有任何遗憾和抱怨，甘心任命地沉淀在这样一种命运里，默默地，静静地。一如当年，他的担当和父亲的接受，那么自然而然，顺理成章。
或许大伯知道，若他委屈抱怨，父亲在外面必不能活得心安。也或者，对他们的感情而言，原本，就没有谁付出谁亏欠这一说。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吧，有生之年，他们相处的时间有限，更没有过什么关于情感的对白和承诺，只是一对寻常的兄弟，小事不扰，大爱不言。
